《第五次开始》个人摘录

《第五次开始》 【美】罗伯特L凯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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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意保持本书短小、预约,有时甚至放松。这并不是说,我没有认真对待史前史,或者对世界的未来不置一词。事实上,正是因为我高度重视两者,所以希望写一本大家真的会阅读的书。 … 我将关注人类应如何正确行事,而不是人类已经犯过的错误。 … 但是我只能讲我试图理解的故事。我关注的宏观格局,因为我认为这才是考古学的最大贡献。

我见逝日,我知来时。 – 图坦卡蒙金字塔铭文

悲观的学生摆手表示反对,这很粗鲁,尽管并非出自他的本意,这是绝望。

隧道尽头的光不过是疾驰而来的火车。

15000年前,全世界无人不是狩猎-采集者,今天,狩猎-采集者几乎荡然无存。甚至连农民也所剩不多,事实上,世界人口的极小部分才直接投身于食物生产。

只要你生息繁衍,抚育后代,生生不息,进化其实与你无关。

在这些工作之中,我一直痴迷于狩猎-采集者。我承认,最初只是被其浪漫色彩所吸引。那些生活简单,凭借才智和勤奋收获自然的馈赠,仅仅留下些微足迹的人有质朴而纯真之处。当时,在我看来,狩猎-采集者最接近人类应有的生活方式:和平,小群,仅仅占有聊聊数物。

当然,正如我们年轻时曾经信奉的大多数事物一样,部分意义上,这只是幻觉。狩猎-采集者可能暴力而恐怖,以及物欲熏心。 … 众多狩猎-采集者猎取物种至灭绝成都,其他的则以季节性烧荒改变了景观植被。当一个米奇亚人任由我们身后的稀树草原焚烧时,我问他为何这样做。他惊讶地看着我,回答说:“等我们回来时,更容易走啊!”(他说的没错。)

在其存在的99%的历史中,人类是狩猎-采集者,这是个极其成功的适应。 … 这导致我思考:为什么我们会变化?为什么我们成为农夫?为什么我们发展城市、军队、奴隶制度和统治阶级?如果简单技术能长时期完美适应小型平等社会、游牧群体的生活,为什么我们会放弃它?为什么我们不再是狩猎-采集者?

如果我们希望理解人类历史的开始,不仅仅是成为文献记录的琐碎风波,而是从上至下、从前到后、一去不复返的宏大变化,我们就需要使用只有考古学才能提供的、最大的时间范畴。

进化常常是为了让我们在某个方面尽善尽美,但是在实现过程中,我们成为完全不同的事物。比如,我喜爱的狩猎-采集者在奔向最佳狩猎-采集者的路上,却成了农夫。

战争不再是解决争端的可行方式,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也不复是神圣的组织和经济形式,全球公民由此萌生。这就是我们所知晓的世界的尽头。

1999年12月31日,纽约时代广场上,水晶球坠下之际,很多人猜测混乱即将降临,计算机时钟会遭遇千年蠕虫(他们丝毫没有意识到千年蠕虫实际上已经悄无声息地限行抵达北京和伦敦了)。有的计算机没有设计将表示年份的数字首位从1改到2,很多人则预测,从飞行设备到银行系统的一切都将遭遇问题。但是,这种大肆宣传并没有如期发生。飞机没有从天空坠落,世界的金融体系也没有因此土崩瓦解。

但是虔诚的信众没有就此却步,他们继续搜寻,证明世界即将走向终点。有人在玛雅传统中找到了,按照故事的说法,世界将在2012年12月21日走向终点。

事实上,每一代人都自认为生活于末世。

以“终结”为题,显然是迎合弥漫于20世纪末的圣米色彩的营销策略。 … 尽管有的乐观,众多书籍却告诉我们,我们咎由自取的悲剧即将降临,我们必须迅速调整,以求幸免,其他作者回避了世界末日的营销噱头,但仍然宣称,人类进化并没有设计我们生活于大都市之中,以高脂肪、高糖和高热量的方式饮食(这表明你吃的东西百害无一利),或者以我们当前所需的尺度进行合作。

史前史告诉我们,人类擅长解决问题,进化常常重塑我们。

并非你所看见,而是你所发现。 – 考古学家托马斯

细致入微的法医式方法就是考古学吸引大众之处。何乐而不为呢?这令人读之津津有味,因为大量细节赋予我们“现场感”。它将我们和过去在个人层面上联系在一起。当食物以对作为个人的我们而言有意义的方式呈现时,我们就更容易理解它们。没人有兴趣阅读关于婚姻不忠的统计研究的社会学期刊论文,但是政客绯闻总能登上头条。

重要的不是考古学家看见,而是发现。奥茨和他的器物组合是我们所看见的,但是我们所发现的则是另一回事。

克劳德设想创立一个论坛,分享考古学家的研究陈工。1927年,他创办了《古物》杂志,现在已经成为世界考古学的主要刊物。在创刊号上,他解释了期刊主旨:“我们以地球为场地,以上下百万年为时间,以人类为主题”。这番话简要地描述了考古学的双轮:时间和空间。

没有其他科学能以考古学的尺度观察人类。在纵横数万里,上下百万年的范围,我们“看到”人类行为。考古学研究人类的“全”幅 – 从我们尚未成为人类,直到现在,从赤道到极地。

我们的故事依赖于物质,更精确地说,我们依赖扩月时空的物质的模式。

通过我们对物质遗存的释读,描述人类生计、社会和政治组织。 … 令物质遗存复活 就是考古学的意义所在 – 从过去的静态遗存走向制造它们的动态行为。

然而,我相信,如果生活在考古学时期的人们能看到我们的章节,他一定很失望。“你没有提到那个狼族妇女痛失亲子的恐怖的冬天。” 他们会说,“还有棒极了的歌手和猎人红手呢?你压根儿就没提到他!”

考古学家擅长捡零钱,这是因为,我们工作时常常低头俯视,扫描地面。 … 这不过是顺手之劳,我们真正的目的是在岩石和泥土间发现器物、人工制品,哪怕它们不过是细小、肮脏的碎片。当我们跨过一垄耕地,或者途径沙漠边的山丘时,就可以这样做。

当革新、压力、适应和能力都达到关键临界点时,人类就进入到无始无终、无处不在的变化之中。很多人将人类历史堪称不可阻挡的向上运动,和进化故事一样。但是,进化并不关心我们重点的任何一员。它不在乎我们是否“向上移动”。

尽管野外的黑猩猩使用多种工具,没人见过它们加工工具。

对石器的依赖为古人的日常生活添加了新任务:寻觅适当石材,学习如何加工。从旧石器时代早期开始,我们就有了繁忙的工作日。

狩猎其实和力气没有什么关系,与知识、耐心和隐蔽的关系更大,没有一项是男性所持有。但是,为什么现代觅食社会里,女性狩猎并不常见呢?原因在于她们常常需要哺育婴儿,婴儿并不适于狩猎生活。 … “洋人会累,会想回营地,会饿,他可跟不上,他还会发成声响”。换言之,他们认为我就像个孩子一样。 … 现代狩猎-采集社会中,不足10-12岁的儿童也不允许加入猎人行列。

很多米其亚幼童挖掘根茎,非洲的哈扎儿童采摘浆果,澳洲原住民儿童是捕捉巨蜥、采集贻贝的高手。

人们看待世界也是如此不同:有人看到天鹅,有人只看到野草。正是我们的文化能力,看世界大不相同,将人类和其他灵长类区分开来。

在某个环节,原始人有了文化,进化成人。这是我们有能力进行宗教思索的时代;这是我们能够讲述故事,使用暗喻和类比的时代;这是我们能够创造科学、艺术、音乐和诗歌的时代;这是我们可能因为一番演讲或者一首歌谣而心潮澎湃的时代。

正是文化的力量促成了我们的成就。

很多人将“文化”理解为对歌剧、美酒和莎士比亚的知识。他们可能认为,听巴赫、读法国小说比听贾斯汀比伯和看纪录片要显得更有文化。但是,对于人类学家而言,任何人和任何社会都有文化,既不比人更多,也不必人更少。这不是政治正确性问题,而是认识到,所有人类都有等量齐观的文化能力,文化包括所有的创造性行为。

使用符号的能力是人类文化的核心,符号是在视觉、听觉或者触觉上代表并不必然相关的事物。 … 我们无时无刻不在使用符号:洗哦昂想衣服、房屋以及车辆是如何泄漏主人的品味的。 符号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文化的力量意味着人类按照象征性建筑的方式理解世界。

黑猩猩不能辨别圣水和蒸馏水,因为两者之间根本就没有物质性差异,而只有象征之别。因此,黑猩猩是没有文化的。

语言学习是生物性能力。所有文化环境中,儿童都通过类似的无须明确指示即可学习的阶段习得语言,如果12岁之前被剥夺机会,他们可能永无机会掌握语言(所有儿童在12岁之前都能轻易学会第二外语;我们应该尽早开始外语教学而不是等到高中,甚至更糟糕地等到大学。)

语言由象征符号组成:dog并不见得比chien、koria或者alika更加准确地表示“狗”。

分享是觅食生活方式的基本成分。尽管狩猎-采集者分享很多东西,但是焦点集中在肉食分享上。我们已经进化到喜爱肥肉,因为其富含热量及营养。 当有人带回来一头鹿或者羚羊时,狩猎-采集者营地里的每个人都密切关注,希望分得一杯羹。

基于心地善良,猎手与人共享肉食固然很好,但是分享肉食常常是对共享要求的回应。 … “并不是利他主义或者圣洁观念强化了共享 … … 猎人们为了避免社会制裁而屈从。

狩猎-采集者按照文化规则分享肉食。比如,在高达利亚Gunwinggu人中,袋鼠或者小袋鼠的头和一条前腿归猎手;另一条前腿分给猎手的伙伴或者兄弟;后臀尖和尾巴分给猎手母亲兄弟的儿子,或者母亲兄弟的女儿的儿子,每条后腿送给一位长辈,而心、肝、肚和其他内脏会送给猎手和男性长辈,或者其他在场的目击者,见者有份。

克里人托马斯知道,他的行为将损害自身利益,但是,如果不慷慨,就会愧疚于置人于死地而不顾。人类和猩猩的肉食分享是截然不同的。人类行为深深地根植于文化环境中,如果我们违背文化法则,我们将自觉肮脏。这是适应性结果,因为人类面临两难困境:如果私留肉食,自己和亲朋将得到更多,但是将背负吝啬恶名,而且在自己也有求于人时,将无人施以援手。文化规则告诉我们当如何行事,即使我们另有打算。 … 对于人类而言,分享超越了简单的投桃报李。这是我们内心的文化价值的产物,以确保计算“有理有据”,但是它也与我们对世界的文化建构有关。它导致诸如冈温古人的分享“法则”,而不是成本和收益的即时平衡(长期计算的话,对于自私之人而言是代价高昂的)。

石器时代早期的骨头辗转多人之手。有人割走一部分肉,将肢骨传递给另一个人,在割走一部分肉之后,继续传递下去。这并非见者有份,但是也没有证据表明,共享是互助互惠的,或者按照一定的规则操作。相反,任意的切割痕迹似乎暗示,共享看起来更接近黑猩猩方式,而不是如人一般,这表明,社会关系按照谁拥有何种资源 – 一大块肉,可能的伴侣或者梦游 – 而不是由一系列规则,比如老弱病残,各得其所,进行沟通的。文化改变了共享的方式。

莫扎特、达芬奇、毕加索、奥基夫、达利:全都是处在高斯分布的“创造性”远端,具有象征性思维的艺术家。你知道,伟大的艺术家的行为常常濒于病理边缘。他们不是“常人”,但是他们制造了有用的产品,因此他们也不是社会弃民。

如果一群人都有象征性思维能力,我们就能期待其中某些人是“超级符号手”。他们极有可能制造以艺术为形式的象征符号。

萧伯纳说:“如果没有艺术,现实的粗野足以令世界变得不堪忍受。” 艺术是使世界变得有意义,以世界的文化观调解现实的粗野的奴隶。艺术家诺曼洛克威尔常常因为对20世界中期美国生活的平淡乏味的描述遭受戏谑,但是,他并未描绘自己的真实生活场景。相反,通过绘画,他试图调和真正经历的生活现实(离婚、压抑、续弦的离世、被艺术圈排斥)和通过教育所知晓的生活本该的结构。这就是为什么艺术常常是革命工具。这就是为什么皮特西格把女子摇滚阅读“造反猫咪”投入大牢。当我们的祖先是土协调生活的现实和他们对生活理所怎样的远景,一个象征性建构的世界远景。它们是不同层次的意图性思维:有的人希望其他人知道他们知道生活并不如他们所期待。艺术标志了文化的出现。

你无法向他人剖白自己,甚至无法自我剖析。这可能就是少年人最通过的梦魇:你真的雨中不同,但却无人理解。

仅从技术视角看,它们对新生事物也抱有好奇心。

鲍德温效应:是指没有任何基因信息基础的人类行为方式和习惯,许多代人的传播,最终进化为具有基因信息基础的行为习惯的现象。

如果没有艺术传统,没有理解这种努力的群体,或者必要的工具和材料还在襁褓之中的话,艺术家们还能创造什么?也许在布隆博斯洞穴里小块赭石上留名的就是米开朗琪罗,如此简单刻画就是那个时代可以掌控的传统和技术的全部!

稀少的人口意味着更少的“超级符号手”,不足以创造新的概念,更少的人会传承新特征。人口稀少的情况下,绝佳观念就像一件任意生产的产品一样,无法代代相传。

岩画艺术表明,在洞穴壁画绘制野牛、狮子和猛犸象的艺术家生活的世界里,不仅有食物、住所和繁衍,也有灵魂、祖先和“他世”。简而言之,这是一个象征性建构的世界。

文化是由一群人共享的一系列观念和信仰。它将导致男女应该如何做、如果哺育儿童、祖先是否重要、人生的目标是什么、应该如何对待年长者、如果出发犯错者、旁边山谷的人们为啥看起来怪怪的等等观念。 … 我知道你知道我们都同意什么是得体的行为,我们知道远方的人们也知晓这些。

听之合理,又慰藉人心。

文化创造了集体,因为共享世界观的人们物以类聚。在判断其他人是否如你一般看待世界,因而是否值得信任上,信仰就是试金石。如果有人与你一样操同样的语言,用同样的方式分享肉食,欣赏同样的音乐,共享宗教,你可能更倾向于相信,他或者她会愿意按照你认为公平(也就是有利)的方式参加互利互惠的生活。换言之,文化是合作关系的利器。

如果分肉者执意吝啬,他将复出社会性代价,因为即使那些冷眼旁观者也知道,此人不是个得体的冈温古人,不值得信任,也不值得与之分享。

由于根深蒂固,文化规范成为它们自身的警察。我们中多少人受到过做坏事的诱惑,但因为听到我们脑后的微弱之声儿没有最终屈服。 … 语言支持文化。我不比亲眼看见一个冈温古人猎人的吝啬,因为传言就能让他的恶行广为人知,人人避之唯恐不及。在语言的帮助下,文化是强化合作的低成本方式。

优秀又慷慨的猎手比拙劣的猎手(用此液缺乏可供慷慨分配的资源)拥有更多的后裔。 … 慷慨的猎手有望早婚,吸引拥有与之匹配的猎食能力的妻子。它们的慷慨惠及帮助他们找看子女的人们,并缔结同盟。年迈之时,慷慨之人会被乐于助人的亲友环绕。

如果人类能够看到慷慨有利,慷慨就会得到文化强化,而更为常见。优秀猎手拥有高度繁殖适应性,围绕在他身边的人们也会如此,通过文化,他们创造了确保慷慨的方式。就这样,古人类的文化群体可以战胜没有文化的对手。

狩猎和采集生活方式已经维系人类长达数万年,但是今天,只有极小比例的世界人口仍然依赖狩猎或者采集食物。

当植物和人类被迫更紧密地联系起来时,农业的观念就出现了。考虑到干旱气候,他认为农业也许发生在水和生命相遇之处,如尼罗河谷,从清脆的农田到荒凉的沙漠不过是一步之遥。

人类大脑的奥妙之一就是,在尚未知晓算数之前,我们已经可以做各种各样的数学计算了。

过去看似优于实际,实则距离产生美感。 – 邓恩

简洁的 线条使它们看起来更加夺目。

早期宗教建筑给我留下更加包容、志在联合的深刻印象,国家的宗教和政治建筑则显得更加排外、志在控制,以及沟通信众和非信众。

在某些个案中,书写文字是公共建筑的威慑策略的组成部分,它鼓吹统治者的德行和成就,它提醒每个人,国王何以为国王。

战争关系到生活的物质条件。这类环境可以创造暴力文化,冲上和重赏战场,重男轻女。

国家社会之所以为“国家”,就是因为他们已经征服邻邦,有能力对资源进行跨地区再分配。许多古国演化成帝国,向外扩张,征服中国效果:小国则向首都提供资源和劳力。正由于拥有更广泛的资源基础,国家才更能经受意外事件的冲击。

在大型国家社会里,很多人从战争中获得工作和保障。但是,其他人则被说服或者胁迫参与;他们付出代价。通常,他们是无权者。越南战争被称为一个可怜人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是如此。

与西方世界普遍相信的大相径庭的是,男性人肉炸弹并不是受到天国之中满是处女的承诺的蛊惑。大多数人并不相信这点。相反,他们深受任何人都会认同的价值观的驱动:兄弟、忠诚、冒险和对更美好的世界的渴望。因为他们杀戮无辜民众,西方世界蔑称他们为“人肉炸弹”。但是,20世界60年代,那些在地图上都找不到越南,对冷战时代的“多米诺理论”一无所知的美国人到哪里为“自由”而战。我猜想,很多人去那里和圣战主义者自我鼓励的原因一模一样:他们不愿意在亲朋好友面前丢面子。当时,我还不到投身越南战争的年龄,但是却成熟到足以考虑,如果我被征募,唯一让我去的理由是可以取悦我的父亲。

有人承担战争的代价,而诱人却坐享渔利,这指出了国家社会的文化中的一个关键要素。

它们的现实是错误的,效果却是真实的。

在国家的意识形态里,宗教发挥了全新的作用。为不平等辩护的方式之一就是通过神谕道出统治者谋求王位的心声。今天,各路寂静注意宗教团体都尝试控制各国政府。这也是从第四次开始以来延续至今的。

对于考古学家而言,想象他者的世界正是它们的拿手好戏。

… 想象一下,你和一个旧石器时代猎人围坐在篝火旁取暖 … 他不仅不能想象技术,也不能理解选举、民主、总统和国家。这令我思考,什么是我们不能想象的未来。

栖居在树端的灵长类动物并无意称为直立行走、使用工具、狩猎的古人类。这些古人类也从没想过成为使用符号、讲述故事、呼唤灵魂的人类。狩猎-采集者没有立意成为农民,农民也没有打算成为帝国的一员。通观离世,我们只是竭尽全力,做最好的自己:最佳树居灵长类动物、最好的使用工具的古人类、最好的狩猎-采集者、最好的农业村落的首领。但是,这却带领我们走上另一条路。

过去的开始都伴随着我们对地球的显著改造,比如,石器、洞穴艺术、栽培作物和庙宇群。

未来的考古学家可能断言,2007年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多数人口居住在城市而非农村。当今最为显著的物质特征之一是地球上的28个超级城市,每个都容纳了超过1000万人口。

地质学家在争论,是否应该采用新标签标志我们的时代 – “人类世”。 在世界历史上,这是人类影响首次成为地球的主要特征。

垦殖将人口绑缚在土地上,有的人发现为了生存,他们需要控制其他人的资源和劳力;为了成为更聪慧的文化产物,他们提出意识形态,为武力控制世界和政府邻居辩护。

预测未来的最佳之道是创造未来。【失败都是失败者执行出来的】

真正的挑战并非来自新技术,而是组织我们自己的新方式。 … 我们会有一个世界政府吗?

对世界史前史的研究赋予我们辨识暗流涌动的进程的机会。这是试图维持现有适应但又蕴含转型变化的种子的进程。三项进程分别回应了20世纪相互冲突的不同潮流,都指向世界政府的未来:资本主义对廉价劳动力的追求、军备竞赛和人类文化的全球化。

只要还有备选的廉价劳动力储备,资本主义就能运转下去。但是,世界是有限的,这个进程终有结束的一天;廉价劳动力将会最终消失。

军备竞赛并不是冷战的产物,早在5000年前就出现在国家社会里了。你的敌人制造了一支矛,你就得做出一面盾 … … 

现代战争机器就是耗费高昂:不能实际使用的技术、战后重建和生命代价。对他者遭遇的战争苦难的同情同理之心也代价惨重。这个潮流也许起始于越南战争 – 电视屏幕上出现的首例战争,时至今日,战争中的种种人间惨状仍然直观而一览无余地呈现在眼前。西方社会的生活理想(和平而繁荣)和现实(既不和平也不繁荣)之间存在着文化断裂。旧石器时代的艺术家通过绘制洞穴壁画解决类似困扰。

西方世界实际已被绑缚在一起:它无法在不破坏自身的文化期盼的情况下动用武力。战争不再有效。

恐怖分子肆无忌惮,因为他们知晓西方世界面对的文化难题。

替代战争的问题解决之道是什么?

文化包含了对世界的象征性建构,对万事万物理当怎样的理解。是对是错无关紧要:文化让我们感知世界。夺人文化,就是夺人根基。如果你旅行海外,经历过文化震撼,你就会明白我的意思。你隐约感到,有些事情不对劲儿;文化震撼可能导致体质症状和精神压抑。

资本主义带来的全球通信和贸易技术将西方文化传播到世界上每个人的生活之中。

我们面对的挑战是:我们怎样才能在经济上、立法上和结构上使世界人民融为一体,但又不失公平,不强迫改变他们的文化呢?

在过去四次开始中,人类都创造了合作新阶段:对偶制、分享、联盟和贸易。战争日益失效,资本主义丧失了活力,全球化带来文化冲突。

在人类学中,共同体是超越竞争性亲属组织,比如家族或者氏族的社会组织。 … 从人类学的观念看,它们具有降低亲属群体之间产生分裂、创造联结纽带的功能。它们是同济会、兄弟会,甚至保龄球协会。组织成员可能相互竞争,但是共同体降低了竞争的潜在伤害。

因为竞争过程中的互利关系,利他主义和合作行为时常出现。我们为了竞争而合作,按照商业术语,这就是“竞合”。

现存的民族国家将会抵制政治和经济进化,因为文化已经将民族国家提升到神圣的地位。在世界上的每个争端起点,你都听到“主权国家”这样的说法。

澳大利亚法学家H.V.埃瓦特曾经指出,“主权既不是事实问题,也不是法律问题,而是从未被提出过的问题。” 如果正确的话,民族国家的独特概念将万世永恒,但是你知道,不是的,股价只是人类历史上的晚近发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狩猎-采集者和新时期时代的农民都会觉得这个概念莫名其妙。

气候变迁和环境恶化也可能制造出共同的“敌人”,要求人类形成全新的合作。

从灵长类动物从树端跳下地面,将石头打造成工具的那一刻开始,人类的进化就一直是,而且应该是,甚至必须是由我们自己掌控的。